照料被搬到了哪里

一、先说一个孩子

大熊出生不久就被抱到北京，在冷水村一个废品回收大院里从一岁长到三岁半。研究者记下他怎么玩：

台秤是他的秋千，货架是他的滑梯。

《废品生活：垃圾场的经济、社群与空间》

大院里有很多子女不在身边的大人，忙起来的时候，全院的人帮着看他。

三岁半那年，他和刚出生的妹妹一起被送回四川仪陇老家。“小兰生下女儿九个多月后，就回到北京，两个孩子都留在老家”，每个月往家寄八百块钱。他父亲说，大熊此后““蔫”了下来，再也没有原先的劲头了，“像个孤儿一样””。

我们本来在查另一件事。查的过程中，这类记录一条接一条地冒出来——它们最后凑成了这份研究目前最结实的一个发现。

二、这批材料是什么

十四本已出版的打工纪实与非虚构，写的是过去三十年在中国城市里谋生的人：广州电子厂的女工、北京冷水村的拾荒户、皮村的工友、深圳三和的日结青年、上海的出租车司机、东莞流水线上的女孩、北京和成都的家政工，以及各地的外卖骑手与快递员。作者有社会学者、非虚构作家，也有这些人自己。

我们把这十四本书通读一遍，凡是书里写到某个人的居住状态发生了一次改变——搬家、进城、被清退、住进宿舍、回老家、被隔离——就记成一条记录，并逐条记下三件事：

1. 这次改变之前是什么状况、之后是什么状况；
2. 它对这个家庭的哪几项功能产生了影响，方向是增强、削弱、搬到别处去了，还是干脆没有了；
3. 这个问题归谁管：是住房政策改得动的（换一种房子、加一项配套、给一张床），还是住房政策够不着的（社保、工伤、户籍、学籍、用工制度）。

家庭功能沿用甘霖的五分法：经济供给、生活照料、家庭生活质量、代际再生产、风险抵御。

一共 167 条记录，涉及 103 个人。这不是抽样调查，没有代表性，也不做任何统计推断。它能做的事只有一件：把散在十四本书里的同类情形并置起来，看看有没有反复出现的结构。下面所有的数字都请当作「这批材料里有多少条」来读，不要当作「现实中有多大比例」。

三、照料很少被削弱，它几乎总是被搬走

五项家庭功能里，四项的主导方向都是「削弱」：收入变少了、住得挤了、抗风险的底子薄了。这符合常识。

只有「生活照料」不是。

搬到哪里去了

十条「搬走」，去处只有五个方向。

1. 一搬回老家，交给上一代的女人4 条

   大熊是其中一条。阿龙是另一条，1999 年，原书把因果压成了一句话：

   1999年，阿龙和丈夫在老家建了房子，花了八九万，欠了好几万块钱的债务，在村子里很难挣到钱，养孩子也需要花钱。万般无奈，阿龙和丈夫双双来到广州U城做环卫工，孩子们成了留守儿童。

   《中国新工人：女工传记》

   为了还盖房子的债，只能出门；一出门，孩子就留在了那栋房子里。

   袁大爷在北京望京。孙女在北京上不了学，第二年要回安徽。当时定下的方案是祖父陪读，孙女把条件也说得很明白：小姑娘攥着爷爷的袖子，说是的，他不回老家，我就不回去上学。两年后作者再去，方案没有兑现：

   自己要做饭带孙女，是新生的这个，大孙女已经回安徽上学，不过是在外婆家。

   《生死课》

   问他怎么没带孙女回去，全书只记了四个字：“袁大爷欲言又止。”

   贾晓燕在皮村。两个孩子四岁起在同心幼儿园，本打算读完小学再回内蒙古。2020 年学校被关闭，一年级的姐姐和幼儿园大班的弟弟只好提前回老家。回去之后照料又转了一手：姐姐在奶奶家被掐得身上到处是瘀青，才转去姥姥家。

   这四条的结构完全一样：照料没有消失，是被移交给了一位上一代的、在老家的女性。移交都完成了，代价不进任何统计——大熊“蔫”了下来，袁大爷欲言又止，姐姐身上的瘀青。

2. 二被买走，搬进雇主家1 条

   王成秀 2008 年住进雇主家，一住十年。她自己写：

   他们哪里知道我同他们没有区别，只是住在别人家，帮着做饭看孩子遛狗而已。

   《劳动者的星辰》

   住雇主家的居住成本是零。代价是居住和劳动之间不再有边界。

   这条记录在这批材料的另一头，有一条正好对得上的。北方狼，2019 年，上海。他踩平衡车在机动车道上滑倒，一条腿被公交车后轮轧断，在北京做完接骨手术后不回老家，专程到上海投奔做住家保姆的妻子。结果是：

   唉，我的腿断了，在北京接好后，没回家。我老婆在这里上班，我就来这儿了。来这儿屁用也没有，老婆给人家做保姆，也没多少时间管我！

   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

   这两条要放在一起读。王成秀住进的那个雇主家，正是北方狼的妻子住进的那种雇主家。

   一个家庭的照料能力被市场买走，搬到另一个家庭去执行；买方家庭的照料被增强，卖方家庭的照料归零。住家家政这一个行当，在这批材料里同时提供了「照料被搬走」的供给端与「照料缺位」的需求端。

3. 三跟着病人走2 条

   大刚的孩子确诊白血病，全家搬到燕郊陆道培医院旁边。“刚来的时候带了三十多万吧，又问亲戚借了二十多万”，治了一年多快花完了。他去当骑手不是为了工资，是听说骑手可以申请平台的一笔救助款。住在哪里由医院决定，做什么工作由救助资格决定。

   史鱼琴的丈夫由肺结核转为肺癌、全身骨转移，回四川老家治疗；她本人留在北京继续做月嫂上户。照料的人和被照料的人分处两地，恰恰是因为她必须继续挣治疗费。

4. 四被行政力量重新安排2 条

   吴晓苓，2022 年上海封控。报名外出跑单的骑手被集中安置进一栋空置的培训学校：

   一栋不太大的楼里上上下下塞了五十多人。根据情况，每个屋子住2—4人，符合外出跑单要求的骑手自带被褥、自负餐食。

   《过渡劳动：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》

   她丈夫留在封控的小区里，两人隔着栅栏递饭，她蹲在门口吃完再把碗筷递回去，“大家说我像个要饭的”。

   小付，2023 年，皮村。住了十四年的大杂院被拆，找遍了房子，最后租到二楼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，一家四口住。同住十四年的婆婆被分住到另一处宿舍，而婆婆正是这个家里带孩子的人。一次拆迁把一个三代同堂的家拆成了两个地址。

5. 五反过来，把老人接进城1 条

   春香，2020 年由在深圳工作的女儿接过去，母女第一次住在同一个城市。“这一年，母亲五十二岁，父亲六十岁”。这是十条里唯一一次照料关系向城市方向合拢，而合拢的方式是父母进城打工，不是子女回乡。

那六条「干脆没有了」

六条里有三条挂在工伤和大病上。北方狼是上面那条，专程为了被照料而迁移，迁移没有换来照料。老徐独居燕郊，确诊二型糖尿病，“从一百六十斤掉到一百一十斤，再是腿脚麻木”；医生开的二甲双胍吃了腰疼爬不起床，他把药扔了，自己买三七粉冲水喝，“现在呢，他去哪儿都得拄根棍儿”。二十多年前那次离婚，他把新建的房子和九岁的儿子都留给了妻子。姑姑显兰胰腺癌晚期，“她打工十年挣的钱，最后大部分都给了医院”，去世前喊得最多的一句是“老天爷不长眼睛”。

另外三条：吴之峰，2022 年村子被封、城区解封，村里只出不进，他拿到一张出村不返回的证明进城跑单，最长一次“四个月没见过屋顶”，而家里妻子、两个孩子和丈母娘在等他吃饭；吴利兴，在砖窑干了十年整，“不给工钱，算作抵了伙食费和烟钱，也不让跟家乡人联系”；断指大叔，“来东莞二十多年，老家回不去了，没有地”，妻子腿脚不便在家做镶珠水钻的手工活，一双子女各自在惠州、深圳打工。

唯一让照料能就地完成的，是同一种空间

四条「照料被增强」的记录，靠的是同一样东西。

施洪丽，2000 年前后在成都。她换工作的理由不是工资，是居住。她找了十二天，就为了找一份不用住在雇主家的白班活儿：

我不想住在雇主家里，住自己家，寒暑假的夜晚可以监督孩子写作业。

《劳动者的星辰》

丽雨从一百多块的院子搬到五百块的门面房：

这个门面房500块钱一个月，房间的一头拉上帘子就可以住人

《废品生活》

四五十平方米，屋后有个简易小厨房。原书写清楚了这次搬家换来了什么：“本来丽雨要带孩子，没法工作，现在就可以一边带孩子一边看店”。

小玲从四川回到冷水村，理由是“这里都是我的老乡、亲戚，比较热闹”，作者的判断是“这里简直就是她在北京的“娘家”网络”。图大爷一家在北京四世同堂，“一进门左边是一排小屋，每个小家庭一间”。

这里必须说明一句：这四条里有三条来自同一本书（一本关于同一个北京城中村的民族志），所以「这种空间后来消失了」目前只是一条待检验的线索，也完全可能只是「记录这种院落的书只有那一本」。

四、住房这套工具够得着什么，够不着什么

我们对每一条记录都判了一次「这个问题归谁管」。判法很直白：如果换一种房子、加一项配套、多给一张床、改一改租赁产品，这个问题就能缓解，就算住房政策够得着；如果症结在社保、工伤赔付、户籍、学籍、用工制度上，就算够不着。

九类事件、四十七条记录，住房政策一条都够不着。

而够得着的只有一类，但够得相当彻底：人已经住下来之后的居住质量。这一类的例子都是产品问题，也都是产品能解的。阿坚从八人宿舍搬进十来平米的农民房，“阿坚说，这房子每月三百块钱的租金”，三百块换来的不是面积，是独处；曹草那间四百块的隔断，没有空调，卫生间的淋浴水管“缺了莲蓬喷头”；贾晓燕一家搬进一间旧教室之后，“这么多年终于住上了一间好房子”。

按家庭功能再算一遍，指向同一个结论：

第二句不是在给住房政策卸责，恰恰相反：它说明住房这套工具的边界在哪里，因此也说明哪些事必须联合其他部门才动得了。风险抵御之所以只有一成，是因为它主要挂在工伤、失业、退路清零、养老回流这四类事上，而这四类合起来三十八条，住房工具一条都接不住。

五、我们原本想做的那个对照做不成，而这件事本身有意义

这项研究最初的问题来自甘霖的一个判断：「家庭发展的方向是同一的，但叠加城镇化的不同区段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变体。」我们把它落成一个具体设计：把时间切成上行期（2013 年及以前）、换挡期（2014 至 2019）、下行期（2020 年以后）三段，看同一类事件在不同时段发生，对家庭的后果是不是系统性不同。

做不成。原因是材料本身的结构。

三个数说明为什么

第一，十四本书里有六本，九成以上的内容落在同一个年代。那本关于冷水村的民族志百分之百写的是 2013 年以前，三和青年调查百分之百写的是 2018 至 2019 年，东莞流水线那本百分之百写的是 2020 至 2021 年。这意味着在这批材料里，「年代」和「哪本书」是同一件事的两个名字。任何按年代切出来的差异，都可以等价地读成按书切出来的差异，而材料内部没有任何办法把两者分开。这是结构性的：再加十本书，只要每本仍然只写一个年代，问题原样存在。

第二，说话的人随年代系统性地换了。2013 年以前的材料，近三分之二是社会学者事后访谈得来的；2020 年以后的材料，过半是当事人自己写的当下。两种人记的东西天生不同：学者问「你什么时候盖的房、花了多少钱」，当事人写「今天蟑螂又爬到我脸上」。

这一条我们撞到过最刺眼的一次：按记录算，2013 年以前「在老家盖房」这件事十三条里十二条是盖成了的；2020 年以后七条里只有两条盖成，五条停在「打算」上。看起来像一条漂亮的时代结论。但它同样可以只是问「你家房子盖了没有」和问「你打算怎么办」的区别。我们无法排除后者，所以这条不作为结论。

第三，切细之后每一格只剩三四条。167 条记录铺在十六类事件乘三个时段上，平均每格三点五条。不论怎么切，最后都只能变成「这个年代举一个人、那个年代举一个人」，那是个案对读，不是对照。

而这恰恰说明甘霖的判断该往哪个方向落

问题不在材料，在我们把「城镇化的不同区段」翻译成了「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段」。

对甘霖自己的样本，这个翻译大体成立：京籍、家庭整体在一个城市里完成城镇化、有拆迁受益，房价周期确实是他们家庭境遇的主变量。

对新工人不成立。菊兰 1997 年南下广州、张文友 2022 年只身进京，中间隔了二十五年，两人在各自家庭里却处在同一个区段：挣钱、盖房、孩子留守。反过来，春香 2010 年在县城打零工、2020 年被女儿接到深圳，是两个明显不同的区段，却都落在我们划的同一个「下行期」里，三分法一格都分不开。

对这批人，「区段」是家庭自己走到了哪一步，不是日历上的年份。

而更要紧的是，这批材料给出了甘霖那个假设所预期的「变体」，只是变体不在时间轴上：

「家庭发展的方向是同一的」：这些功能一件不少地都得有人做。「叠加不同区段产生变体」：变体就是这些功能被分置到了几个点上、由谁承接、能不能合拢。这是一个可以直接和甘霖的框架对话、而他的样本里看不见的变体。

而这个变体与年份基本无关：把照料搬回老家，1999 年的阿龙、2010 年的小张家、2018 年的袁大爷、2020 年的贾晓燕，四条横跨三个年代，机制一模一样。

六、对适居行动的四条含义

七、这批材料能说什么，不能说什么

能说的：这些机制反复出现，且横跨多本书、多个城市、多个年代。照料那一节的十六条来自九本不同的书，没有一本占主导，这是它比其他结论更可信的主要理由。

不能说的：

1. 不能说比例。十四本已出版的书，作者选写谁、出版社选出哪本，都有强烈的偏好。任何「多少成」都只描述这批材料，不描述现实。
2. 不能做时代对照（第五节）。
3. 不能做因果推断。我们记的是「这次改变之后发生了什么」，不是「因为这次改变才发生了什么」。
4. 照料那一节的底数只有 22 条，比例只能读方向，不能读程度。这个数为什么这么小，本身要交代：我们记的是居住状态的改变，而照料是天天发生的日常，通常不引起搬家，所以不进这批记录。22 不是「照料问题少」，是「照料很少严重到必须改变住处才能应付」，而恰恰是那 22 次里，七成三的应付办法是把它挪到别处去。

最后一条，关于怎么写这些人

这批材料里的作者之一塞壬，是唯一一位在方法上自觉反对苦难叙事的人。她写道：

所以，塞壬千万别自以为是地去同情谁，更不要想当然地以为谁活在苦难中。平视，是唯一的尊重。

《无尘车间》

这份读本按这条写。全文不用怜悯性措辞，只用可核的事实和当事人自己的话，因为这些人几乎都在拒绝被怜悯：广西那位丢了身份证的中年人，深圳就能补办、弟妹又住在附近，两条路都通，他一条都不走，怕父亲和孩子看不起他；喻琼把作者转来的三百块退了回去；三和那位福建人被问「怎么混成这样了」，反问“混成这样怎么了？这不挺好吗？有吃有喝，还有地方睡觉”。把他们写成受难者，正是他们本人抗拒的那件事。

但平视不等于不做判断。塞壬说打工者“皆安于此命”是她的观察，不是我们的结论；这批材料里同时记着大量并不安于此命的人。平视的意思是不替他们决定该不该愤怒，不是断言他们不愤怒。

附：一页纸方法说明

文中弯引号“…”内一律是原书逐字原文；直角引号「…」是我们自己的表述。分析框架中的家庭功能五维借用自院内「家庭城镇化」课题甘霖的分析框架，特此致谢。